刘长乐郑重宣布，要把这些年赚的钱拿出来，办一个在全世界都能叫得响的电视台。就在刘长乐苦思冥想如何与新闻集团交涉，在“亚洲一号”卫星上立足的时候，余统浩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带来了默多克默多克正在寻找通过与中国媒体合作获得变相落地的消息。不几天，刘琳达出现了。

    成立前的机密谈判

    刘长乐与默多克方面约定，所有的谈判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事成则合，事不成各走各的路，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与刘琳达的谈判比较艰难，因为她不懂电视，条件苛刻，不愿妥协。而香港回归的时间却在一天天迫近，现在已经是1995年了。刘长乐只能亲自到香港与STAR　TV高层见面。

    新闻集团中国区副总裁、澳大利亚人布鲁斯·多佛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这位从前门从容走进STAR　TV位于香港港口区豪华办公室的健壮、戴眼镜的中国地产开发商，与那些跟世界最有势力的人之一坐下来谈判的生意人非常不一样，默多克虽然已经习惯和世界领袖、亿万富翁、大亨，以及暴君短兵相接，但面对一个要求分享中国一家电视台合资企业半数股权的神秘百万新贵，可是头一遭。”“身高一百九十公分，体重近一百公斤的刘长乐，是个体格魁梧，但野心更大的男人。他要成为华语电视界的默多克，并拥有一个全球性的电视网。而且，他一面说，一面把高大的身躯安置在STAR　TV经理室的一张豪华沙发上，他要利用与默多克一起创办的合资企业，在中国展开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刘长乐的言行之中不乏自信与胆识。”

    刘长乐就这样结识了有决策权的人物戴格里。戴格里是个精明人，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把STAR　TV前一年的1亿美元亏损砍掉了2000万，结束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节目及分销合约，并把自己的卫星信号一分为二，一个主要覆盖中国地区，一个对准印度，这使得他的经营颇有起色。

    但他也有弱项。他从未在亚洲待过，对中国相当生疏，缺乏得力人手，要想在“长城”上找缝隙，他还需要时间。但是，默多克等不及了，差不多隔一天就打一次电话过来，询问他工作的进展情况。

    他的直觉告诉他，他需要一个真正能干事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必须能替他推开中国的大门。

    戴格里跟刘长乐谈了两个小时后，有了新想法。他说，刘长乐与众多前来献计的人完全不一样，虽然从未涉足付费电视业务，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新闻集团在全球各地的运营情况，而且进军世界传媒业的野心可能仅次于默多克本人。

    双方相谈甚欢。刘长乐提议，由他的香港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新闻集团合资经营一个华语电视频道，双方各占一半股份。这个频道指的就是卫视中文台。

    刘长乐说：“由于对内地媒体运作尺度、规则的熟知，希望由我方负责节目内容的编辑制作。换句话说，在合资公司里担任行政总裁的应该是我。”

    戴格里费了很大的劲才能让默多克接受他的想法。他对默多克说，如果刘长乐进来，就算这个华语频道落不了地、挣不到钱，起码也能减少一半亏损。这虽然不是一桩最划算的交易，但在与北京的关系没有解冻迹象的情况下，这种合作会使新闻集团得到一个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

    戴格里很有些禅意，退后原来是向前。

    人的腰杆和思维在账务的重压下容易找到办法。

    在得到默多克的默认后，戴格里开始亲自到北京与刘长乐谈判，陪他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留着“小辫子”的澳洲人、高级广告副总裁，名字是Robert　Blend；另一个是STAR　TV　Chinese　Programming的负责人梁浓刚。

    他们一共进行了27次谈判。从公司结构到股权分配，从人事安排到节目制作，协议是逐字逐句修改的。

    每次谈判都极其保密，除了几个核心人员，谁也不知道谈的是什么，只是从人们越来越轻松的表情上，判断事情进展还算顺利。他们每天谈完就去吃饭。

    梁浓刚是一个活得非常精致的文化评论家，大到身上穿的西装，小到就餐用的纸巾，都讲品牌，甚至一生只喝一种牌子的矿泉水，大陆没有这种牌子的时候，他恨不得自己带着水过来谈判。他的英文非常好，好到可以一字不落地用原文高唱甲壳虫乐队的经典歌曲，但他一说普通话，大家就得竖起耳朵，听得很辛苦。好在他文字表达能力强，出版了两本品位很高的书——《回归佛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快感与两性差别》。

    下期介绍：梁浓刚是谈判的主力，也是戴格里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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