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鲜为人知的湖南绥宁县是一个普通却充满魔幻的地方。作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火箭残骸的理论落点，它从1990年始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数十次地迎接了从天而降的火箭残骸。这种神秘而危险的"天外来客"打破了落点辖区内16万当地人贫穷而平静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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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到吴再香田里的这个铁家伙，是“长三乙”运载火箭一级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入轨道，靠着这颗卫星，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三星村农民吴再香的家门口，搁着一个黑黢黢、模样古怪的铁家伙，差不多有200斤重。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它砸断了吴再香家自留林5棵碗口粗的杉树，落进稻田里。吴再香和儿子叫上另外两个村民，才从山上扛回来。“这可是好东西，你要好好保管，不要卖掉了。要传给子子孙孙。”乡里人民武装部的两个干部来看这个大铁块，一个干部笑着说，“这个是辟邪的，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呢。”
　　湖南省绥宁县黄土圹乡和瓦屋乡几个村子的农民们早就习惯了“天兵天将”的光临。从1990年代初至今，绥宁县11个乡镇已近20次迎来这些“天外来客”。
　　它们并非真来自天外，不过从西边约900公里之外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罢了。西昌发射卫星，火箭残骸第一大落区在黔东南，湘西南的绥宁紧随其后。
　　落到吴再香田里的这个铁家伙，是“长三乙”运载火箭一级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入轨道，靠着这颗卫星，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独立影像作者张赞波的老家在湖南邵阳市，离绥宁不过200公里。在看到一条“中星9号”火箭残骸回收的新闻之前，他从没想到这种事情离自己这么近。“我从来不知道残骸会落在有人区，一直以为是落到大海、沙漠这种地方。而且坠落的范围是11个乡镇，那里有16万人口。”张赞波形容自己的感受是“魔幻现实”：“我想象当地的老百姓，他们那儿经常会从天上掉东西，这些东西不长眼睛，砸中人的几率就跟买彩票一样。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砸到，但是到底落谁身上也不知道。”“中星9号”上天两星期之后，张赞波带着摄影机扑到了绥宁。时隔一年，他完成了纪录片《天降》。
　　“委星1号”穿了他的屋顶
　　绥宁县瓦屋乡许多村民家都存着天上掉下来的金属部件。大的得几条汉子扛，小的能给孩子当玩具。村民热心地对着他的镜头展示自家的“收藏”：有的落进猪圈砸死了猪，有的落进自家竹林或稻田，有的是上山挖药材捡到的，有的是特意去山里寻找的。
　　这些东西一般有两种处理：报告乡政府，请卫星发射中心的军人来回收；留在自家，等人上门收购。2008年10月30日凌晨，西昌发射委内瑞拉通信卫星，次日就有人到黄土圹乡收走了一件大家伙。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贵阳观测站的人下到乡里回收赔付。农田里一片残骸砸出了近两米深的大坑，十几个农民费了很大劲才把它弄出来。可是对方只给200元。黄土圹乡的乡长怒了：“十几个人搞了一早上，给点工钱总不过分吧？”但是观测站的人也理直气壮：“你说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啊。你说这个地，地都是国家的。”
　　这一次瓦屋乡农民拾得四五十片残骸，部队的人并不会挨家收遍，“很多地方只要人家没报告，损失不是很严重，就根本不去现场看了。因为他去看就要赔钱。”张赞波说。
　　瓦屋乡七组农民袁再连家损失严重。“委星1号”发射火箭的一件连杆洞穿了他的屋顶。赔付谈判在一间会议室里进行，农民、乡干部、观测站副站长及其同事参谋、当地军分区领导，坐满一屋子。影片里，几个艰难的来回，赔偿从1200多元最终敲定为2000元。可实际上这场讨价还价相当漫长，张赞波拍了一个多小时。
　　一开始他拍得很拘谨，把摄像机搁在桌子上，自己退到房间角落里听着。“有点怕他们不让我拍。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也不在乎，就拎起机器来拍农民的反应。”
　　为“委星1号”发射进行的几次现场赔付当中，倒是观测站的人表现得相当生动，对镜头几乎全无顾忌。张赞波自己也开玩笑说，这两位简直像是他请来的演员，“他们可能确实觉得这件事自己处理得很好。”
　　袁再连拿了2000元赔偿款回家，老婆却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这个没脑筋的人！”木结构的瓦屋顶破了一米多的大洞，修补起来很麻烦；袁再连自己因病几乎丧失劳动力，必须请工人来修，工钱材料都不便宜，2000元钱恐怕捉襟见肘。“钱我不要了，要他们来给我修复！”老婆气极了。袁再连瞄一眼旁边的摄影机，尴尬又无奈：“他们说你如果不接受，他们就不赔了，说等保险公司，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
　　那位副站长在赔付当中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不能吃亏，国家也不能吃亏。”于是在瓦屋乡这一趟赔付工作下来，他们总共支付了三千多元。
　　张赞波起初是想去捕捉这片土地上时不时天降“怪客”的荒谬感，他以为这里农民的日常生活会充满恐惧和焦虑，但现实并不完全是他想的那样。
　　恐惧、焦虑和抱怨当然有。黄土圹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向倩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落卫星》里写道：“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也有农民向县武装部的干部请求：“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以后不落在我们这里了？”镜头扫过向倩教室里贴着的徐特立语录——“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
　　还有表达无奈的：“我们生在这里，能躲到哪里去？”但也有人对张赞波说：“不怕。这就是命。躲不了的，听天由命吧。”
　　看上去或许有些刻意，影片里农民的日常生活也反映出2008年中国的若干大事。雪灾、奥运、神七、三鹿……奥运来了，不少农民专门新买了电视，装了有线。8月8日晚上，各家的电视里都是开幕式——这也许是飞过他们头顶的卫星，给他们最直接的好处。
　　不过，他们最牵肠挂肚的还是化肥农药又涨价了、发水淹了稻田收成要泡汤之类。天上飞过国家最尖端科技的航天器，地上的农民还靠人力在稻田里收割、脱粒，他们半夜去山里寻找火箭残骸的时候，大多是打着火把。村里最“高级”的工业，要算嫁给温州小老板的妇女回乡开了个电子元件厂。老人妇女可以领料回家，加工一种电子开关，每斤成品的报酬是5块5。
　　不少人恐怕连委内瑞拉是什么也不清楚——这跟他们似乎就扯不上任何关系。
　　“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国家。为它发射商业卫星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很有好处。”“委星1号”发射前，瓦屋乡开了疏散和残骸回收动员会。乡*委副*兼武装部长这样告诉各村的干部。
　　绥宁的县领导在“为人民服务”的办公楼照壁前说：“作为绥宁来讲，能够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是县委县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绥宁人民的无上荣光。”一位老农也有他的宏大叙事：“奥运对中国的声誉有很大提高，中国不能弱于哪个国家，尤其在国防事业上。”
　　但《天降》的片末，张赞波在字幕中列出了十数颗火箭残骸降落绥宁的相关卫星，“其中多数是价格昂贵的商业卫星”。“老百姓一直以为是国家行为，其实最可恶的就在这里。”张赞波说，“如果真是国家的，或者是国防的，老百姓做出牺牲可能还值得，但是老百姓根本不懂其中的商业价值。”
　　据国内媒体报道，目前全球商用卫星发射产业每年的市场总值可达25亿美元，中国商业发射所占国际市场份额为7%-9%，到2015年前后，这个数字可能提高到20%左右。
　　“这种商业发射的保险费用我没有去调查，但据我推测，应该不菲。”发射中心到农村现场赔付之后，会拿着照片证据向保险公司理赔；张赞波没能用摄影机去调查他们从保险公司那里究竟能拿到多少赔偿，但他认为不难猜测，瓦屋乡那部分赔偿“绝对不是三千多块能打发的”。
　　9月，北京宋庄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天降》放映之后进行了热烈的现场观众交流。主持人和观众都对一个问题很好奇：张赞波是怎么完成这部纪录片的。
　　“说得好听就是一个策略吧。说到纪录片的伦理道德问题，可能会受到一些质疑。但是我也实在没办法。”张赞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想表现当地老百姓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航天事业和奥运事业作出的贡献。我还想组织一个‘残骸落区之旅’，把整个绥宁县走一遍。绥宁是第二大落区，第一大的是贵州。我只能这么做了。总之，我希望这个片子能更柔软一些，更轻盈一些。”


【 “躲卫星”---湖南洞口武冈绥宁三县的恐慌记忆！http://bbs.weixingcanshu.com/thread-432790-1-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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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中的几张面孔

《南方人物周刊》“镜像中国”专栏，张赞波撰文，有关纪录片《天降》。

                     
    2008年6月，我在北京的一栋老房子里百无聊赖，窗外的奥运气息一天比一天浓了，我以为接下来我一定会呆在北京见证这个国家举世瞩目的辉煌时刻，可没想到远在湖南的朋友F的一篇报道改变了我的安排。F是媒体的记者，他刚去了湖南西南角一个叫做绥宁的地方，从西昌发射出的服务于北京奥运的中星九号的火箭残骸刚刚坠落在那里，像这样的残骸已经降落那片土地上几近二十年。几天后我便带着摄像机踏上了绥宁这片土地。那里距我老家只有200来公里，无论风土人情还是四时气节，和南方的其他乡村并无二致，但之前我几乎对它降落残骸的事情一无所知。我由此开始了历时半年多的拍摄，并且经常为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的善良和坚忍所深深打动。



黄光财

   一天下午我去了黄土矿乡的农民黄光财家里。中星九号的发动机残骸掀飞了他家的屋顶，落在他家屋后的水田里。我去的时候田里的水稻正在抽穗，在镜头里有一种特别优雅的美感，但随即出现在镜头里的是稻田中一个四五平米的大坑，寸草不生，像一个丑陋的大癞头。

   黄光财就正站在那个坑前，跟我讲起当天的情景。他说那个东西像一个巨大的炮弹，掉下来的时候还是红的，像火一样，他的妻子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我注意到他旁边的妻子羞涩地咧嘴笑了笑，似乎为自己的胆小而感到不好意思。后来夫妻俩并肩坐在走廊里的木凳上，不知怎么扯到了他们在广东打工的小儿子。黄光财说残骸降落的那天他刚好回家了，因为厂里暂时没事做，就决定此时回家看一看父母。家里还特意宰了一只鸭子，三个人一起坐在厅房里吃晚饭的时候残骸便落了下来，吓得大家手中的碗筷都掉落一地。为此儿子还被他妈骂了几句，说早不回晚不回偏偏这个“鬼时候”回，要是大家都被砸中了那就是他“命里该死”。后来儿子没在家里呆几天就走了，又回了广东。

黄光财的妻子后悔地说其实不应该骂他的，他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儿子前两年大学毕的业，因为家里没有关系找不到工作，只好去了广东打工，在那边似乎混的不太好，所以前两年过年都没有回家。她说当初儿子读书的学费还是找亲友借的，至今还有几千块钱没有还掉。她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就哭了起来，是一种压抑的抽泣。这个时候黄光财在一旁一言不吭，只将头默默扭向了另一边的稻田，从那个角度还能看到残骸砸出来的大坑。但很快天就慢慢地黑了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黄光财和妻子也淹没在黑暗中。只能闻到一阵风吹过来的稻花的清香。我想，要是摄像机能拍下这阵清香就好了。

龙富贵

   2008年8月8日，我去了瓦屋塘乡的一个小山村准备拍摄晚上村民们收看奥运开幕式的场景。因为时间还早，我临时打算上到村子后的山顶去看看。尽管之前我就知道那里有一座村民们集体修建的庵堂，据说还有一个守庵堂的人，但我一直没有上去过。当我顶着中午的烈日浑身汗透地爬到山顶上时，我终于看到了那座庵堂，砖木结构的，特别的破旧，大雄宝殿的横梁和墙壁都一片斑驳。但里面的菩萨身上的油漆却很鲜艳，一看就是刚刷上不久的。正当我在拍摄空镜时，一个70来岁的老妇人出现了，她满脸皱纹，惊奇地盯着我。我和她打招呼，她也不搭理我，只警惕地看着我。后来我和她静默地在庵堂外的长凳上坐了很久，一起看着山下苍茫的群山和依稀的村落。

   后来她突然说话了，说这个地方太偏僻，没什么人来，要是有人来就好了，就可以讨点香火钱买点萝卜或者白菜种子种点菜。这样就不像现在肚子饿得咕咕叫，加之自己身体不好，打的猪草也没力气背下山了。她还说到前不久火箭残骸将大雄宝殿砸坏了三个窟窿，为此村民们还买了几千片瓦来维修屋顶。她不断地惋惜自己并没有捡到半片残骸，都被上山放牧的年轻人捡走去卖了废品。当我问到她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吗？她掐了掐指头说了一个阴历的日子。我又问她你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发生吗。她一片茫然地摇了摇头，不再言语，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中。下山的时候我问了她的名字，她告诉我她叫龙富贵。每天爬上这座庵堂给神灵们点香和给油灯加油，一天的报酬是一块五毛钱。

刘荣喜

    我穿过一片农田和村舍，找到了刘荣喜的家。刘荣喜是一名乡村退休教师。11年前他在黄土矿中学给几个班教语文，其中包括自己女儿的班。女儿当时刚好15岁，正上初二，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刘老师记得悲剧发生的那天正好是端午节，一块“巴掌大”的火箭残骸从天而降，打在正在屋外的一口水塘边嬉戏的女儿的头上。妻子看到这一幕时马上晕了过去，而自己是当过兵的，在部队里也看到过死人，所以就扛住了没有倒下。后来他将女儿葬在了离家很远的一座山里，至今妻子都不知道的地方，每年的清明节都是自己和儿子上山去扫墓，这样做是怕妻子经常去坟前落泪伤心。刘老师从柜子里翻出女儿的照片给我看，女儿的黑白照片放在一堆昔日战友的标准照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照片里的那个小女孩眉清目秀。刘老师将他写给女儿的纪念文章读给我听，名字叫《悲歌一曲》，刘老师刚读了几句，就哽咽得读不下去了。

   刘老师还跟我说起他60年代当兵的事情，他先是在邵阳当兵，因为“牛田洋事件”，他被调到广东去补充那里损失的兵力。“牛田洋事件”是许多老一点的人都知道的一场事故，一场台风后，驻守在潮汕牛田洋地区的部队伤亡了好多人，他之前说到过的“看到过死人”指的就是这个。时隔这么多年，他还一字不落地记起了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刊登的一则长篇通讯的标题——狂风恶浪无所惧，一片丹心为人民。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比较高亢，似乎女儿的悲剧根本就没有发生。不过，很快他又回到了现实里，神情变得落寞起来，尤其说到前不久电视台报道绥宁回收残骸的事迹时用词“从未有过伤亡”时，刘老师露出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悲伤：我的女儿明明是牺牲的，他们怎么就不认账了呢？

袁再香

   袁再香是出现在我片子中的第一个人物。摆放在他家的残骸也是我在那里看到的第一件残骸。那个大缸一样的东西砸在他家的树林里，砸断了好几根杉木和竹子，被他抬了回来。同去的政府的工作人员戏称这个东西是能辟邪的天兵天将，不能卖掉了要作为传家宝传给后代，他听了也只憨厚地笑了笑。他带我上山去看残骸降落的现场时一直在说他家种的水稻、黄金梨和蜜橘，还有芝麻。他还站在自家的芝麻地里向我解释“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句谚语的本意。秋天的时候，我又去了他家。他在广东做锅炉焊工的儿子也回家帮着收割来了。稻谷收完后，父子俩去那片坠落过残骸的竹林里砍竹子，两人扛着竹子一路穿过金黄的稻田默默地下山。后来歇息的时候，两人卸下肩头的竹子，儿子给父亲递了一根烟，两人蹲在地上默默地抽烟。父亲说，在外面打工的收入总比在家种植农作物好。儿子说，像我们这些没文凭没技术的农村人，要进一个好一点的厂子也很难。

   委内瑞拉卫星发射的那个晚上，我因为要去另外一座山上拍摄残骸降落的情景，没法同时拍摄袁家。于是我就留了一台小DV给袁再香的儿子袁涛，委托他自己拍摄家人的反应。我简单地教他使用机器的基本技巧。在他伸出手来接过我DV的时候，我发现那果然是一只电焊工的手，手掌粗壮而宽厚，握着DV的姿势格外的笨拙和粗鲁。让我顿时对他能拍好这次降落失去了信心。卫星降落之后我去他家收回DV，观看回放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他竟然拍的不错，镜头较为平稳，很细致地纪录了他的家人等待卫星发射的情景。镜头里响起了火箭经过时的轰隆声，袁再香站在屋檐下很平静地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很快响声就过去了，袁再香扭过头来对着镜头说，好了，快去睡觉吧。镜头后“嗯”了一下，画面马上就黑了下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眼眶有点发热。

   黄光财，龙富贵，刘荣喜，袁再香，这只是火箭残骸落区的四个普通的村民。也是出现在我的片子里的群像中的几个普通个体。他们的名字都充满了粗俗的乡村气息，却饱含祖先对他们的美好愿望，如同我在他们的神龛上看到的一幅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尽管这些美好的愿望最后都和艰涩的生活本身形成了落差，但他们还是依旧坚韧地生活在那里，迎头面对从天而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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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评论——

NO。1
zoomc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死亡的威胁，是精神上挥之不去的恐惧。对你来说也许无意义，对他们有意义。而官方的态度是粗暴而不合理的，这不是什么世纪难题，是有解的，但他们没有动脑子花力气去解决。尤其是外国卫星的商业发射，为了这个给中国老百姓的房子和地造成损失要老百姓自己贴钱出力，简直荒谬，我想象不出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会发生这种事。你还有智商提什么动机和目的？ //@情深e长： 片子的动机和目的难以捉摸，无任何实际意义，什么也解决不了。就如片中百姓之言：认命吧！

NO。2
人性本善也
落“卫星”给绥宁老百姓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慌也许只有生活在当地的普通老百姓才最有发言权。感谢本片的策划和制作，你们把一个真实的场景展现给了更广域的大众，那些百姓要的其实并不多，要求并不过分，他们内心肯定也是爱国的，各个层面应该给与这些朴质善良的人民更多的关注和关爱，毕竟每个人都渴望生命安全，这是基本人权，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该只是一味的被动生活在无尽头的恐慌当中。

NO。3
觅不见影53857357
请大家记住湖南绥宁县和这里的人民。绥宁县--卫星发射残骸降落区，接受了几十次的卫星残骸的降落。这里的人民为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其中一个16岁的女孩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NO。4
s41f1430941c
看了最后一部分，砸烂了老百姓的房子，才赔付2K太少了，连修房子都不够，更不用说多补偿点了。支持航天事业发展，但对老百姓别这么苛刻。

NO。5
无所谓呗
老百姓啊，真正的“贱民”，房子砸个洞才2000元，下雨都没地方躲，还要自己贴钱修房子。